□安梁
忽必烈在潜邸之时，曾召见金朝遗臣张德辉，问道：“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张德辉回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言下之意，金朝败亡，不在倚重儒学，恰在武人干政。但这一论题深入人心，随着后金崛起，“金以儒亡”又成热点议题。
皇太极以金为戒，训诫臣属勿忘汉化与崇儒之祸：“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於亡。”自此，“国语骑射”成为清朝历代皇帝谨记的祖宗之法，却也无力阻止满人的堕落。
时至今日，学界并不赞同将金朝败亡简单归咎于汉化与崇儒，钞法崩坏、用人不当、都城南迁、蒙古征伐皆是重要因素。不过，对儒学和科举的推崇，确实削弱了金初的勇武之气，致其败于剽悍外敌之手。在《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一书里，日本学者饭山知保研究了金末名士元好问及秀容元氏家族的案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于金朝社会风气的柔化，某种程度上也为“金以儒亡”添加了一个注脚。
《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
[日]饭山知保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秀容元氏是拓跋氏后裔，有史可考的先祖是北宋末年的神武军将领元谊，即元好问的高祖。宋徽宗宣和年间，神武军在山西、陕西等地征兵，元氏一族迁至晋北忻州。元谊之子、元好问的曾祖元春一度出任北宋隰州团练使，靖康末年隰州被金朝攻占，他才挂冠而去。不久，居于晋北的元氏也成了金朝子民。可见，入金之初，元氏本是武官家族，所居之地尽是“山夫谷民”，民风粗犷。究其原因，晋北武人在晚唐和五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们与沙陀王朝和粟特裔突厥军事集团渊源颇深。因文学戏剧被后世熟知的“杨家将”，即杨业家族，也出身晋北武人世家。
不过，晋北尚武之风在金朝有所改变。昔日文人辈出的河南、陕西等地，因连年战争残破不堪，金朝初年战乱较少的晋北，逐渐养育了一批读书人。金世宗大定年间，朝廷正式实行科举、学校政策，免除官学生和会试合格者的差役。即便读书人不能最终进士及第，也能享有特殊待遇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邻近晋北的平阳地区，成为全国出版业中心，韵书等印刷物流布书肆，为晋北士人提供了极大便利。正如饭山知保指出，“秀容元氏作为士人家族而崛起，正是在这种由科举制度渗透所带来的社会变动扩大至晋北地区之时。”
元谊的孙辈，即元好问的祖父一辈，开始由尚武转向从文。元好问祖父元滋善获赐进士及第，官至柔服县丞。其弟滋新也尝试以读书入仕途，只不过“弱冠就科举，一不中，即以力田为业”。元好问的父辈多以恩荫入仕，都曾应试科举，可惜反复落第。尽管如此，元氏家族彼时已经具有文人习气，族人大多热衷收藏书画古董，每逢相聚，总要以藏品自娱。如此风气之下，晋北渐失沙陀与突厥旧俗，却成文华汇聚之地。
至于元好问，《金史》言其“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实则不然。元好问之父元德明早年文才闻于乡里，却屡试不中。兄长元好古聪颖过人，但两次应试均铩羽而归。自16岁参加科举，至32岁中举，元好问也经历了与多数读书人相同的坎坷。授业恩师郝天挺鄙夷重词赋、趋功利的科举，教导他“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落榜之际，元好问还是难免发出感慨和哀叹，譬如“一寸名场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或是“五车载书不堪煮，两都觅官自取忙。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失相徒伥伥”。
金宣宗兴定四年，即公元年，金朝统治风雨飘摇。在南宋、蒙古和西夏夹击之下，宣宗将都城南迁至汴京，又诛杀了权臣术虎高琪，却不能止住国运衰落的颓势。这一年，元好问赶往汴京应试，与百名晋地考生会饮状元楼。席间，他写下一段铿锵有力的文字，直面读书人“何以自处”的难题：“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龊龊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元好问怀有名臣之志，故而选择了科举，次年他进士及第，总算半只脚踏入了仕途。
而就在百年前，元氏祖辈正为北宋征兵守边，尚是驰骋沙场的武人。对于祖辈记忆，元好问并不推重出身行伍的元谊和元春，而是追溯至更远的元结。元结，字次山，是中唐进士，也是唐代古文运动先驱，或许尤令元好问引以为傲。
对于金朝败亡，元好问自有一番认知，曾写诗感慨道：“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经历丧乱之后，在他看来，兴亡本是天意，与儒家天命观相符，并无武人习气与痕迹，金朝士人风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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