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鄂西土司经历明代年的发展，历经废立复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空前融入到大一统的王朝政治生活中。明初卫所与土司建制相互制衡，奠定鄂西汉土双方的均势局面与和谐基础。而明廷不断调整完善政治举措、管理模式及制度，将鄂西土司较为牢固地掌控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之下。文化的深入交流、适宜的陟罚臧否、频繁的朝贡、征调，将明王朝的 地位和皇权治统及其背后隐含的国家认同层累地烙刻在历代土司统治者心中，统一国家的意识和祖源中华的想象成为其时的文化“主流”。在此过程中，鄂西土司也将中原儒家文化及统治手段运用于其“独立王国”之中，一些土司脱颖而出，在有限区域内造就了一定的繁荣景象。鄂西土家族正是在此背景下，自上而下融入到汉文化社会，逐渐从峒蛮社会向士民社会转型，为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顺势而为作了重要的前期准备。
洪武征剿——鄂西卫所之建立及土官建制之重置
宋元以来鄂西土司归服概述
??鄂西地区，指湖北西部，主要包括襄阳、荆州、宜昌、十堰、荆门、随州、恩施。本文中主要指少数民族聚居的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更科学的表述应当是武陵山脉周遭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地域范围。从民族学范畴上讲，该地区与湘西、渝东南、黔东等地域共同构成了古代所谓“武陵蛮”、“五溪蛮”等历史地理范畴。鄂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具体可考的政治史并不长，《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仅以武陵蛮、巴郡南郡蛮统称之，并未有更多考察。据清修《施南府志·沿革篇》，北周隋唐以来施州已经设立，然所辖区域内，惟其北部有清江、建始二县，而域内相当于今鹤峰、宣恩、利川、咸丰、来凤、五峰等五县并无任何郡县建制和羁縻记载，鄂西遂与黔东北、巴渝、湘西等武陵山区共同构成了面积较大的一片中央王朝未能涉足治理的山地“桃源”。至五代、宋以来，朝廷方设置感化羁縻州，恩威并施、设法招抚日益出没城外“劫掠为患”的“洞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八载：“丁亥……以施州溪峒蛮向永胜所领州为安定州”；又李埴《宋十朝纲要》卷五：“辛未天圣九年十月，施州言蛮覃彦绾，入寇永宁等寨”，“庚子施州蛮田彦晏请降”。大量类似的简短史料文献证明，田、向、覃等后世土司大姓在宋代已频繁出现，少数民族部落与中央王朝有了初步的交流互动。
元代是鄂西土司初步发展的阶段，为了加强对鄂西地区的控制，改松散的羁縻制度为土司制，约十四个土司在施州地区先后建立起来，包括宣慰司三个（施南道宣慰司、镇边忠峒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一说施南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宣抚司六个（散毛军民宣抚司、誓崖宣抚司、安定宣抚司、怀德宣抚司、高罗宣抚司、师壁宣抚司）；安抚司四个（忠孝军民安抚司、木册安抚司、盘顺安抚司、龙潭安抚司）；宣抚司七个（散毛军民宣抚司、容美峒宣抚司、高罗宣抚司、隆奉宣抚司、龙潭宣抚司、隆中路宣抚司、龙渠峒宣抚司）；安抚司六个（忠孝军民安抚司、盘顺军民安抚司、忠义军民安抚司、金峒安抚司、大旺安抚司、木栅安抚司）。此外，还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容美总管府、唐崖千户所。
???元末天下纷争，明玉珍在巴蜀建立大夏政权，同时据有鄂西，改散毛等处军民宣抚司为散毛沿边军民宣慰司、施南道宣慰使司为施南道宣抚司，并置东乡五路宣抚司、忠路宣抚司。不久，改忠孝军民安抚司为忠孝宣抚司、高罗宣抚司为高罗安抚司、龙潭安抚司为龙潭长官司。又于南境大旺地置大旺宣抚司。后改木册安抚司为木册长官司、唐崖军民千户所为唐崖宣抚司、湖南镇边毛岭峒宣慰使司为镇南宣抚司、湖南镇边宣慰使司为沿边溪峒宣抚司。此时明夏政权与鄂西土司虽有互动，但鄂西土司只是名义上臣服，所拥有的自主性在乱世有增无减。
??鄱阳湖之战后，陈友谅兵败，明军沿长江西进，很快进入湖湘地区，洪武四年春，朱元璋令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等率军从三峡进军巴蜀，夔州之战夏军惨败，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五载：“汤和至重庆，会永忠以兵至朝天门外，明升而缚衔璧，与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诣军门，和受璧，永忠解缚，承制慰抚，下令将士不得侵掠，送明升赴京师。”明夏政权终结，其名下所属的鄂西土司在元末短暂割据一方后，又将面临新的的抉择。新的统治者不再是征服中原的蒙古人，而是重新建立大统一王朝统治的汉人，少数民族统治华夏的时代过去，华夷明辨的时期再一次降临。
蓝玉征伐与施州卫所建制之确立
???洪武四年（年）明夏政权覆灭之际，鄂西土司纷纷接受明廷统治。明兵始到鄂西，由大将汤和、廖永忠率舟师自峡入川，驻师归州烽火山寨(寨在巴东县境），又外遣赵庸、曹良臣取桑植、容美，会合周德兴夹击湘西叛服不常的土酋覃后，从而迫使鄂西土酋于是年十二月丙申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虎符，所来有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之弟大旺、副宣慰使覃大兴及隆中、金洞、忠孝、隆奉、东乡五路、容美诸土司。同年十二月戊申，“吏部拟施州宣慰司从三品”，金洞等长官司皆正六品。然而鄂西土司依然以割据一方自居，不服中央王朝之管制，常叛不服。这是明廷所不能容忍的，遂于洪武年间不断上演废置、降职和重置的故事。
???据《明史》卷三百十列传 百九十八载:“十四年，江夏侯周德兴移师讨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诸峒，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但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七，洪武十四年六月已置施州卫，“六月……戊辰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故明廷应早在武十四年（年）六月就已设立施州卫，州县、卫所、土司三种建置同存于鄂西，施州与施州卫同处施州城。设立施州卫不仅是出于朝廷驻军、中央朝廷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统治，更为重要的是防范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土酋叛乱。施州卫指挥使品秩为正三品，高于明代土司 品秩宣慰使从三品，下设所属各官，并设有完备的镇戍管理体系。“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施州在明初属四川而施州卫却属湖广，存在交叉管理的现象，二者的分属可知明廷初衷并非从治理层面考量，而是从军事威服的目的出发。但在明廷设立施州卫的当年，就激起了长期处在“天高皇帝远”之境遇下的诸土司之不满与反抗。“李才知施州，洪武十四年，洞酋覃芳诸等攻破州城，公与州同知孙明用、州判王傑、吏目李毓秀皆死之”。可以猜测不满施州卫的建立、监视和压制也是鄂西诸土司集体叛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总体上设置卫所后，鄂西地区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鄂西土司在洪武十五年至二十一年的六七年里，朝贡次数达十七次。此时既是鄂西土司社会相对平稳的时期，也是累积矛盾与不稳定因素的时期。
??万斯同《明史稿》载：“洪武二十二年癸亥，湖广安福所千戸夏得忠结九溪蛮作乱。诏东川侯胡海、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昇帅师讨之。海等驻兵贼境，昇独潜兵出贼后，掩击之，遂擒得忠送京师斩之。”夏得忠的这次叛乱是整个鄂西叛乱的序幕，洪武二十三年(年），鄂西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土司叛乱。散毛、施南、忠建、镇南、大旺等鄂西土司相继反抗明廷统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地方叛乱，明廷不惜从四川调来刚攻破西番蛮人叛乱的凉国公蓝玉，挥师鄂西镇压叛乱。据载：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凉国公蓝玉克散毛洞，擒土酋剌惹、覃大旺等万余人。
???洪武二十五年（应为洪武二十三年），散毛司覃构部落向天福等作乱，朝命蓝玉讨贼，调酉阳土兵一万三千人随征。
???凉国公蓝玉平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蛮。初，蛮人数叛，结寨于龙孔，玉遣都指挥徐玉将兵攻围之，擒宣抚覃大信，余蛮退起，依山寨自固。至是，玉复分兵破其大小诸寨，杀获蛮酋男女一千七百八十余人蛮地悉定。
???施南宣抚司土官覃大胜作乱，凉国公蓝玉移兵讨之，擒大胜及其党男女八百二十人，械送京师。磔大胜于市，余党谪戍开元（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给行粮、冬夏衣遣之。
通过官方记述我们看到，这次叛乱实为鄂西土司制确立以来 规模之叛乱，明廷调集重兵围剿，极大地削弱了散毛等强势土司的军事实力，此战后叛乱虽零星不断，但再也没有出现如此规模之战争。
经此次战役，明廷开始调整对鄂西土司的安抚策略，决定在设置施州卫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在鄂西的军事存在和镇压威服。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大田所的设立。《明太祖实录》载：
???洪武二十三年置大田军民千户所，隶施州军民指挥使司。先是凉国公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虽有卫兵，相去悬远，缓急卒难应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与诸蛮洞相连，宜立置千户所守御。’至是，命千户石山等领酉阳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于大水田镇之。
大田千户所设立之初，取名“散毛军民千户所”，后又改为“大田军民千户所”，位于今湖北省咸丰县境内。永乐初年复设鄂西土司建置时，大田所曾一度也领土司，如施南、散毛土司，永乐定制后改由施州卫统领。大田所所辖兵士由蓝玉带入酉阳、平茶随征土官兵一千一百名和调施州卫左所汉官兵五百余名组成。兵额较一般千户所较多，异于常制，确是因地制宜之结果：
而设大田于八面环夷腹心之中，紧扼诸司之□，以通楚蜀要道。就留酉阳、平茶等司随征将卒一千一百一十名把隘守卫。土司乱发不常，复调本卫左所汉官兵五百十名兼同协卫，列三十六屯，且耕且守，又设大令字铜牌五面使，稍蠢动，就便堵勦，毋容滋蔓。?图1（大田所古图）
???查《大田所古图》知，大田所驻地，可谓“虎狼环视”，身处于龙潭司、唐崖司、施南司、高罗司、蜡壁司、大旺司等土官之包围中，“所在凶险”。但放在整个武陵山区来看，大田所无疑在众多土司盘踞的核心地区打下了一个楔子。我们以元、明两代鄂西地图为蓝本，勾勒出军事战略家蓝玉此次布局卫所的战略意图：即以施州卫—大田所—黔江一线将鄂西地区土官区域割裂为两大部分，大田所既为平时压服之前线，也是战时吸引敌人之堡垒，与黔江与施州卫形成掎角之势，互为奥援。这使得明廷在鄂西掌握了军事主动权，与土司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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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施州形势图
图3，明代施州卫形势图
鄂西土官废置与重置
???经过洪武二十三年这次大规模镇压，鄂西土司势力受到极大地打击，最为强大的散毛土司被消灭，旧地取而代之的是战力强悍的大田所，鄂西土司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兴废已经被中央王朝牢牢掌控在手中。而面对叛服不定的鄂西土司，朱元璋的态度是厌恶的，他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削弱土司势力，而是彻底消灭之。遂于洪武二十三年起废除了众多鄂西土官建置，至二十七年鄂西土司被全部废除。明廷对作乱的鄂西土司予以降级，甚至大量废除鄂西土司建置。列表如下：
施南宣抚司二十七年废
忠路安抚司二十三年废
忠孝安抚司二十三年废
散毛宣抚司二十三年废
龙潭安抚司二十三年废
忠建宣抚司二十七年改安抚司，寻废
容美宣抚司后废
镇南长官司二十三年废
唐崖长官司后废
??根据《明史·地理志》之记载，鄂西诸土司在洪武二十三年以来的四年间基本全部被废除，尤其是以二十三年为最，可见明廷籍此次叛乱为理由企图消灭鄂西的土司势力。然而，在这次大废土官的行动之后，明廷却没有在这些地区派驻流官，设立州县，足见此处土司虽然废除，但土民间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宗族特点并未发生改变，土司名号虽然被废止，但土司为首的大姓势力依然是这些地区的主宰。可以说，土司数百年来在部落宗族中累积的治统伦理强劲地抵御着初来乍到、尚不稳固的汉姓政权。这就给予土司势力自愈恢复的时机，亦说明在社会治理的土壤上根植良久的土司制度或部落酋长制尚且有其存在和生长的有利环境与统治基础。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和燕王朱棣展开了四年的皇位之争，举国的兵力重心移至华北和江淮地区，可以想见这一时期蛰伏待机的鄂西土司势力又一次在乱世中逢遇生机。
到朱棣称帝并稳定政局后，鄂西土司便迎来了其重生之日。
《明史》第卷载：
???永乐二年复设散毛、施南二长官司。先是，洪武初，诸土司长官来降者，皆予原官。蛮苗吴面儿之难，诸土司地多荒废，长官亦罢承袭。至是，故土官之子覃友谅等以招复蛮民，请仍设治所。以其户少，降为长官司，隶大田军民千户所。以友谅为散毛，长官，覃添富为施南长官。四年，改施南、散毛仍为宣抚司，以友谅、添富来朝故也。以田应虎为龙潭安抚。时应虎来朝，言其祖父自宋、元来，俱为安抚，自蛮乱并其地入散毛隔远难治，乞仍旧，从之。时高罗安抚田大民言，招复蛮民四百余户，乞还原职治所。木册长官田谷佐、唐崖长官覃忠孝，并言父祖世为安抚，洪武时大军平蜀，民惊溃，治所废，今谷佐等招集三百余户，请袭，许之。五年，镇南长官覃兴等来朝，称系世职，洪武中废，今招来蛮民三百户，乞仍旧，既五峰石宝长官张再武亦以袭职请，从之。同时，设东乡五路安抚，以覃忠为之，隶施南。设石梁下峒、椒山玛瑙、水尽源通塔平三长官司，以向潮文、刘再贵、唐思文为之，隶容美。既复设忠路、忠孝、金峒三安抚司，隶施州卫，以覃英、田大英、覃添贵为之。皆因洪武间蛮乱民散，废其治，今忠等以故官子侄来朝，奏请复设，并从之，各赐印章冠带。
???据《明史·土司》所载，我们可以归纳明廷恢复土司建制的三个原因，如下：其一，明廷于彼时在鄂西确实无法建立流官制的行政机构，对该地区进行有效的基层治理；其二，自洪武二十三年到永乐二年的十五年间，原来在蓝玉征伐鄂西时遭受重创的土司家族逐渐恢复元气，且在土民社会中依旧具有众多的拥趸，势力逐渐恢复；其三，明廷在此次“靖难之役”后更换了统治者，朱棣的登基势必要做出与建文帝时期不同的举措，不论是期盼万国来朝还是主动派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亦或是在国内接受所谓蛮夷君长的贡献，这都是新的统治者所乐见的彰显正统和威权之事。而被废的土司后人们主动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期，迎合了明成祖朱棣好大喜功的性格和明廷巩固鄂西基层统治之实际需求，接连受到册封，陆续成功恢复了土司的名分和职权。
???此次重置土司建制，实际上造就了一个双赢局面。明廷在鄂西地区的有效间接统治通过这次的在册封得到强化，从以往土司反对朝廷设立卫所掌控之到如今土司对朝廷恢复其名分的感恩戴德，明廷完成了从元末乱世背景下权宜之策的换印册封到灭而不定的尴尬局面再到赋予土司再造政治生命和司权君授的治统升华。这一治统升华将伴随着土司群体的汉化、儒化程度加深而更趋明显，并从自上而下和平层渗透两个层面改变土司治理下的群体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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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明化——鄂西土司与明廷之互动及土司治统之更化
鄂西土司与朝廷的互动及其统治术的转型
??鄂西诸土司朝贡，有文字记载的始于宋时，到元明清时更为频繁。从宋到清的鄂西诸土司主要贡物是土特产品：如黄连.木药子、犀角、麝香、蜂蜜、茶叶、骡马等。鄂西诸土司的贡物历来质优，深得封建王朝喜爱与奖励。施南土司的贡茶是“碧翠银毫，形色味俱隹，熟栗郁香，琼液黄绿，清甘滋醇，回味畅爽”，乃今日“恩施玉露”之前身，得到乾隆赐匾一块“皇恩宠赐”四字。而中央王朝的回赐是根据高于贡物价值为原则，给予金银、珠宝、绸缎、食盐等，价值上往往要倍于上贡之物，对于土司来说算是非常可观的一次买卖。
??朝贡之意义远非物质上的贡献与馈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世俗化的“朝圣”行为。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朝贡一事，是土司与封建王朝接触之机。朝廷之所以重视朝贡，一则以表其归化之心，一则亦可藉使瞻天子之威严，中原之富庶，礼教之敦厚，做之油侏向化。至于所贡礼物，朝廷非爱其财，且每次给偿甚厚，以表天子之恩也”。土司瞻京师之繁华、帝王之威仪，才会心生敬畏，并一心更化，向先进的中原地区学习，并从内心逐渐驱除叛乱不羁的野心。
按《明史·湖广土司传》，施州土司朝贡应有常例，《明实录》上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明史》上只将朝贡时发生事端的部分记载下来，亦可一窥明代鄂西土司朝贡之规模，摘部分如下：
（宣德年间）令三年一朝贡如故事。
成化八年，容美宣抚贡马及香，礼部以香不及数，马多道毙，又无文验，命予半赏。
成化九年，金峒安抚覃彦龙奏：“境内产杉木，尝鬻金三千贮库。今彦龙年老，子惟一人，恐身后土人争夺，乞解部。”工部议非贡典，却之。
正德四年，容美宣抚并椒山玛瑙长官司所遣通事刘思朝等赴京进贡，沿途驿传多需索，为侦事所发，自鲁桥以北计千余金。部臣以闻，帝以远蛮宥之。
散毛宣抚并五峰石宝、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入贡后期，部议半赏，从之。
嘉靖七年，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所过扰害，凤阳巡抚唐龙以闻。礼部按旧制，进贡不过百人，赴京不过二十人，命所司申饬。
忠孝安抚司把事田春者数十人称入贡，伪造关文，骚扰驿传，应天巡抚以闻。兵部议，土司违例入贡，且所过横索，恐有他虞，宜严禁谕。
二十六年，腊壁峒等长官司入贡，礼部验印文诈伪，诏革其赏，并下按臣勘问。
??审视史料我们得知，鄂西土司朝贡的制度最开始并无细则，乃逐渐完善，首先是朝贡周期的确定，期限三年一次，同时朝贡物品数量标准亦规范化，而未达到该标准赏赐依例减半；后因土司朝贡人数过多，途中多有骚乱，遂限定人数不得过二十。制度的完善过程从永乐初年至嘉靖年间长达一百二十多年。各类因素使得明廷不断完善土司进贡的程序和制度，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削减朝贡人数，防范土司朝贡路途中潜在的风险；二是严格要求进贡的时限、关文、标准，强化政治威慑，使土司在朝贡中更为谨慎服帖，心中不敢稍存侥幸。
??朝贡只是明廷与鄂西土司互动的一个侧面，其目的即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以朝贡之路上的见闻，将封建礼教不断累代地灌输给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及其部众，强化皇权至高无上的治统。然而这种影响往往是多重的，皇权的至高无上对土司的冲击不仅使土司逐渐受到封建儒家思想的浸染，也使其渐渐意识到这种统治思想与封建文化对巩固自己在当地的治统亦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这种实用性可明显体现于文献和遗存实物中，我们分别以容美土司和唐崖土司为例展开探讨。
我们首先探讨鄂西土司治理方式的转型，一言一概之：土司作为地方宗族大姓以血缘姻亲为纽带，从内外两个方面强化了对辖区的统治。
图4，容美土司的社交网络简图
??“土司的统治机构是完整而等级森严的军政合一的组织。”这种军政合一的较高层次的组织应当形成于明代。以明清之时鄂西四大土司之一的容美土司为例，容美土司将军事权力集中于土司一人，分属宗亲，掌管各营，他们是容美土司社会的高级武官，属权力核心阶层。清初的《百顺桥碑记》记载，容美土司田舜年弟乃石梁安抚司兼左营副总兵官，子辈田炳如领中营副总兵官，田遂如领右营副总兵官。容美土司利用宗族力量牢固控制治内社会，体现了南方民族地区土司典型的家族式管理与血缘性传续。而对下属四司，则通过武力、姻亲等方式以子婿领之，加强控制。水浕、椒山、五峰、石梁“皆容美属邑也，向俱外姓，今君使其子婿遥领”?容美土司还利用姻亲的方式布施区域社会的政治网络。如田舜年大女婿田昀是忠峒土司宣抚使，三女婿覃承彦是东乡土司安安使，而施南末代土司覃禹鼎则是容美末代土司田旻如的女婿。不仅如此，容美土司与湘西保靖、桑植等土司也有姻亲关系。容美土司以王朝权威通过宗族、姻亲构建地域权威，不断巩固和维持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牢牢的控制着辖区。???除了利用宗亲和姻亲关系进行统治，容美土司还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中央统治者在地方设立州县的管理模式。州县管理模式可追溯至明初明廷在容美土司社会设置的经历、吏目。
???《明太宗实录》卷55载：“永乐四年六月癸亥，置湖广容美、忠建、施南、散毛四宣抚经历、知事各一员。”容美土司下属四长官司（清代为安抚司）则置吏目。又“永乐九年二月壬寅，置湖广容美宣抚司之水尽源通塔坪、石梁下洞二长官司流官吏目各一员。”除此之外，容美土司自行设置了芙蓉州、大里州、龙家坝州等三土州。清初《百顺桥碑记》中载有“芙蓉土知州:向大成、大里土知州:□安正、龙家坝知州:龙进云”。芙蓉土知州治容美宣慰司中府。
???自称“自汉历唐，世守容阳”的容美土司，通过依据中央王朝赋予的王朝权威和自身的实力，将区域社会的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构建了一个核心十分稳固与边缘相对和谐的宗族势力架构，以血缘扩及地缘，实现了对区域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堪称明代鄂西土司势力发展的典范。
接下来我们探讨更深层次的土司治统思想的转变。此处“治统”之含义，一方面是土司从国家认同之角度对待中央皇权脉系及其政当性的认识，此方面在前文所述永乐年间重置土司和宣德以来朝贡定制可以显见；另一方面则是土司对自我的再认识，即对所在地区统治的年代系谱的自发梳理、对统治秩序及制度的自我革新和效仿创制。在此我们以明清时期鄂西土司“皇城”建筑为例，从治统的理论象征“礼”的物化体现来加以探讨。
??中原王朝的礼制和堪舆学在明代深刻影响了土司建筑的形制。在现存的鄂西土司城遗址中，唐崖土司城遗址可谓其中代表，年其与播州海龙屯遗址、永顺土司城遗址共同成功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址中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荆南雄镇”牌坊，蔚为壮观，既是城址中现存 完整的地面建筑，也是现存土司遗址中等级 、体量 的礼制性建筑，成为“世遗”的形象代表。
???明天启四年（年）建造的“荆南雄镇”牌坊属于功德坊，是为表彰唐崖十二世土司覃鼎参与平定“奢崇明叛乱”战功而建，其目的是彰显覃鼎对“大一统”国家的“军功”和“忠心”。石牌坊通高7.15米，宽8.4米，中门高敞、两边的侧门稍低。“衡门”正中前后雕刻“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楷体大字，两侧各有阴刻题记，分别是“钦差总督兼湖广荆岳郧襄陕汉中等府军务策授总粮饷巡抚四川等处四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乃佥郡御史朱燮元为”和“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事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立天启四年正月吉旦”，记录了牌坊建造时间，指明明朝廷为了褒奖土司覃鼎的战功而赐建，表明其战功与征西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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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唐崖土司城遗址
图6，唐崖土司城遗址全图及“荆南雄镇牌坊”
??除了牌坊本身，牌坊所在的整个建筑群都具有极强的中原礼制特点。
??牌坊遗址群依地势而建，坐西朝东，靠山临水，恰好位于东西南北四条起伏的山脉的交汇点上，城墙沿山脊和河沟的内岸砌置。城池形势、朝向吻合自然之道，可谓“天人合一”。为了弥补与中原文化建筑体系中重要建筑“坐北朝南”方位不同的缺失，设计者引入传统的“堪舆”思想，将城址周边的山形与“四象”结合，从精神层面构想了一座“坐北朝南”的城市。城址整体规划是背倚玄武山、面临唐崖河及朱雀山、左望青龙山、右仰白虎山，代表着中央王朝城池和达官贵人在官宅家宅选址上的风水讲究。
??“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的重要原则，代表皇家至高无上的尊严与权威，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城市建设上的典型反映。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和皇城都依照一条中轴线布局，气势恢宏，尽显皇家威严。唐崖土司城址的建造正是对中央王朝“范式”的模仿，对“正统”的追慕。从湖北省文物所等单位发表的《湖北咸丰土司城址调查简报》中绘制的“唐崖土司城址主要遗迹分布图”和“唐崖土司城址航拍全景”来看，遗址很明显地展示了以规整方正的衙署区为轴中心，向西延伸至万兽园，向东延伸至唐崖河岸，清晰的中轴线展现了一条全长米、分布有万兽园、衙署区建筑群、荆南雄镇牌坊、第二下河道、唐崖河岸的遗址空间。
??中轴线上的各个空间单元及其建筑深受明清时期都城建制外城—皇城—宫城格局的影响。形成了王权政治、安全防御、祭祀礼仪和经济贸易的多层次文化空间。遗址建构的这种文化空间特征遵循“周礼”，其实质是对“国家正统”的倾慕和土司对汉制的接受。这种物化的特征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现了鄂西土司治统的转型已然深入到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反面。
明廷在鄂西战略的再调整
??明初对鄂西土司的征伐、废置和再分封，以及施州卫和大田所的设置，在一个较长时段内维持了鄂西地区的稳定。然而这绝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明代中后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军屯田地渐被侵占，卫所废弛，控制力减弱。在施州卫地区，卫官削索极重，致使许多汉人被迫逃往土司辖地，更甚者不惜冒险起义。同治本《施南府志》卷17“武备志”载，弘治年间（-），施州卫崇仁里农民向旺三与桑植土民白觜等共同起义，廷派参政李宗、副使徐孜率卫守备夏士麟调兵镇压，向旺三等30余人被俘。此后又有崇教寨民廖文玉起义，攻占建始县亲陇里，明廷派参政林矿等率瞿塘、忠州、长宁卫所军镇压之。另据同治《恩施县志》卷12“兵事志”，嘉靖九年（），施州黄马丫等发动反抗，活动于川东云阳、万县、奉节一带，施州卫官侦知黄马丫系忠路土司仇人，遣忠路土司覃正刚镇压之。二十八年，施州农民谭黄牯起义，活动于川鄂建始、归州、云阳、奉节、万县间，为指挥杜遇镇压。
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以及明廷兴师动众的镇压，加剧了鄂西土司地区的社会动荡，?各土司蠢蠢欲动，试图扩张自己的势力，如同治《来凤县志》卷18云：“嘉靖元年，散毛覃斌杀忠建田本，夺其地，楚抚席书檄指挥孙廉督征，遁入永顺。”土司的扩张活动在受到明朝镇压时，往往起来公开与明军对抗，反抗镇压，反抗控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土司黄俊、黄中和覃壁的反抗。据田敏先生《论明代中后期鄂西土司的反抗与明朝控制策略的调整》一文考证，黄俊父子当为龙潭安抚司属下的小土司。而此次叛乱，鄂西四大土司中就有三大土司响应之，一时之间形成反抗的高潮。此外，一些大土司趁乱兼并其它土司，如实力最强的容美土司也跃跃欲试，就在黄中反叛的当年，土司田世爵发兵桑植土司向元楫，尽俘向氏，并籍其土，又“阴与(支罗峒土舍黄中等谋叛”。此事背景复杂，耐人寻味，后文再详细叙述。
??面对汹汹局势，明廷急调重兵镇压，同治《来凤县志》卷18载：“楚抚谷虚中奉命征讨，檄参政曹三日易、督饷副使吴邦彦、纪功副使王纪元、监军参政洪逵、督哨指挥汤世杰、坐营沔阳指挥王楹、辰州卫指挥杨某等，领永顺、五寨及本卫官军攻剿。”不久，土司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明廷的处理较为清缓，并没有如蓝玉当年那样大张屠戮。
??然而叛乱并没有这样结束，土司势力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再次掀起反抗。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黄中又再次掀起反抗，《明世宗实录》卷载：“四川贼黄中，据罗山寨劫掠奉、云、万三县，官军讨之不克。”又卷云：黄中“从父俊入湖广支罗山为盗，既而听抚，系俊狱中死，脱归旧巢，领牛栏平寨守之，广袤六十里，自号天城，流劫奉节、云阳等处。”?这说明黄中自嘉靖三十三年反抗被平谪戍后，从戍地“脱归旧巢”，故十年后再次反抗。在川、湖两省官军的围剿下，黄中再次被迫投降，“四十四年十月，川湖会兵夹剿，中惧，乃诣湖兵降，湖广巡抚谷中虚驰疏告捷，称首恶面缚，余党悉平。”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7称，“四十四年，诏川湖会兵夹攻，川兵进攻牛栏坪，湖兵自施州卫进。”黄中投降，被斩首示众。隆庆二年（）诛黄中党族，响应反抗的散毛宣抚司覃棨、施南宣抚覃宁诸土司均被斩杀。黄中之乱被平后，紧接着又发生了金峒土司覃壁的叛乱。《明史·湖广土司传》云：“（隆庆）四年(），覃壁作乱，拒伤官军。”湖广抚臣刘悫亲往镇压，万历《湖广总志》卷69云：“施州土官覃壁劫印烝嫂，将谋为不轨，悫上其逆状讨之，自驻施州，而遣守巡官督诸将分道入巢，又亲书方略日致营中，令诸将奉以行事。攻围半岁，覃壁力屈，，自诣辕门伏辜。”覃壁的这次反叛规模也应不小，容美《田氏族谱》所载“田氏世家”中，写到容美土司参与镇压，“计斩首六百有余，?生擒三十余名”。覃壁之乱持续约半年左右，隆庆五年被平。
??黄中、覃壁的反抗活动，使明朝在鄂西土司地区的统治受到威胁，因而在平定了这两次叛乱后，为了更好、更有效的统治和控制这一地区的土司，明廷对之前在鄂西布局的战略作了适当调整。主要采取强化军事存在、分化政治势力等手段。据同治《施南府志》卷16《武备志》、同治《直隶澧州志》卷8《武备志》、万历《湖广总志》、《明世宗实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史料，及田敏先生《论明代中后期鄂西土司的反抗与明朝控制策略的调整》一文考证，具体措施如下：
1.强化军事存在
（嘉靖三十三年）荆南道分巡施州卫；
（嘉靖三十三年）荆瞿守备迁回施州利川控制弹压；
（嘉靖四十四年）割黄中旧辖地之半建支罗镇守百户所；
（嘉靖四十五年）设兵备道驻彝陵州，属重庆府，岁专巡施；
（嘉靖四十五年）添荆州府通判一员为抚夷厅；
（嘉靖四十五年）置施州兵备佥事，驻夷陵控制；
（嘉靖四十五年）改设整饬荆夔兵备湖广按察司副使一员，专驻施州；
（嘉靖中）添设参将一人，请于施州之地方驻扎，庶武备严明，遐迩怀畏。
2.分化政治势力
??以原属川东道所辖之巫山、建始、黔江、万县各县改属上荆南道，凡汉土官民词讼、兵粮等管理事宜一应改属；
以荆州离施州卫远，不便巡历，而将巴东之石柱巡检司、施州卫之州门驿、三会驿，?分别迁移至野三关、河水铺、古夷铺等更接近施州的地方，并使之闾井相联，便于往来，同时，在宜昌以西离施州五百余里的百里荒及东卜陇两地，创建哨堡，令千户一员率兵卒百人戍守；
改平黄中后所设抚夷通判为抚夷同知，万历二十年后，抚夷同知专驻施州；
免覃壁父覃胜之罪，降金峒安抚司为峒，以覃胜为峒长，听支罗百户所提调；
施州所辖各土司承袭时，均需向都、抚两司申报后，才准承袭理事，擅立土司名号者严治。兵巡道每年巡历施州时，也要调集各土司宣谕，令其赴学观化。
???通过以上诸多手段的应对，明廷在以往日益腐朽的卫所军屯制之外再次强化了在鄂西的军事存在，制度层面的再设计使原本已经丧失军事优势的明廷又一次控制住了鄂西地区，使鄂西土司在明末战乱前再也没有能力发起叛乱，而对土司宣谕的增多和要求土司子弟赴学观化等举措更是拉近了后世土司与中央及流官地区的关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鄂西统治阶层的国家认同感，以及为中央王朝效劳参战以求得功名的另一种雄心。
鄂西土司参与明廷战争之贡献
??土司参与明廷的征伐战事，是明代军事的一个突出特征，不论是对内镇压叛乱还是对外抵御侵略，土司都被明廷作为一只重要的军事力量加以征调。从明廷一方来看，明朝始终把土司的军事力量看作一种威胁，因此一贯以汉民卫所加以压服，如鄂西的施州卫和大田所，就是防备当地土司叛乱的必要措施。然而另一方面，土司兵却越来越受到明廷的倚重。明朝自中期以来就面临着内外征伐不断的局面，毋论是北方蒙古各部的侵扰、还是此起彼伏的西南地区土官的叛乱，亦或是后来东南沿海倭寇侵袭为患、西南杨应龙播州之乱、西北宁夏之乱及东北的 和后金兴起后的长期对峙，明代所依靠的卫所兵，渐渐不再是战力最强的主力，卫所制度已然随着卫所内阶级长期固化和军田的被侵吞而丧失活力，募兵制成为主流。而土司兵作为募兵之外的一种兵员补充，往往被看做“虎狼之师”，是一只出奇制胜的奇师。当然，明廷也不无其他考虑，尤其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采取所谓“以夷制夷，以蛮治蛮”的狭隘做法。
明末毛奇龄《西河合集·蛮司合志》卷一云:“以蛮治蛮，即以蛮攻蛮。溪洞之间，窃发时起，则被我征调，颇为易事，因立设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后辗转相假借，几义大征者，无不藉以土兵、狼兵、远为驱遣”。明廷利用土兵作为作战重要军事力量，一方面借其桀骜不驯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又借此让土司在作战中消耗实力，削弱其有生力量，以降低其叛乱风险。
??然而从土司一方来看，土司参与中央朝廷的军事活动中则成为其与中央王朝互动并建立功勋的重要方式，土司“虽为驱使”但却乐此不疲，将效忠朝廷，勇于作战作为其“顺天受封”的治统依据。这种极强的国家认同和治统认同以及基于此产生的建功立业之雄心成为土司积极参与军事活动的逻辑起点。鄂西土司虽然不像广西土司和湖南永顺、保靖土司一样在明代军事史上名声赫赫有名，亦没有像秦良玉这样闻名遐迩妇孺皆知的盖世巾帼名将，但在明代的各大战争中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痕迹。
在抗倭战场上，永顺、保靖、桑植、容美、酉阳等土司和九卫所的土兵，积极应征，踊跃赴调。“往往私信于在官之数，如调兵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六千，辄以万人。”查《明实录》，容美土司在嘉靖年间抗倭战争中表现颇为突出：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一载：
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十月三十日，倭寇自乐清岐头登岸，十一月中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诸县……至十二月十四日，官军合力攻余贼于嵊县地方，歼之。是役也，贼不满二百，顾深入三府，历五十余日始平……总督杨宜复言功出容美宣抚应袭田九霄，诏给之冠带。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三载：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总督胡宗宪以浙江黄家山捷闻，请录容美应袭田九霄、舍人田九章及原任留守王棆功……上从，部拟命九霄袭宣抚职，以红紵衣一袭赐之，九章给冠带。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十八载：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官军进剿海寇，徐海等于梁庄大破平之，海既缚献，陈东等退屯梁庄听抚。时索舡索当进退未次，其部众无所得食，稍稍出营掳掠，至是官军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永顺兵自乍浦至，赵文华遂欲乘势剿海，执海众劫掠为词，使人责问之。海知有变，乃阻深堑自守，为迎战备，信好既绝，我师遂薄贼营。会大风纵大，诸军鼓噪从之，海等穷迫，皆阖户投火中，相枕籍死。于是浙直倭寇悉平。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前后，倭寇和大海盗徐海等贼万余人聚集在浙江的乍浦，焚舟以示死战，十分猖狂，新总督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九云：“兵四面环贼，远者 十里，近者十余里而阵，然各以独卑林三败，逡巡惧怖而未敢逼”。
正由于土司兵未到，官兵未敢出战，徐海等更加猖狂。八月居然陈兵沈庄（今浙江平湖境）。八月，永顺、保靖、容美士兵先后到达战场，八月二十日发起了对倭寇的总攻击，直捣巢穴。二十五日，官兵四面包围，永顺、保靖土兵左右列阵，容美土司田九霄扼青村、黄浦及出海之路。土兵手持火把，鼓噪而进，冲入敌阵，放火烧倭巢，连战数十合，贼寇大败。擒斩倭寇一千二百余人，焚死其数不计。徐海投水 ，被汪浩、田有年等士兵割取首级。自此，浙江地区倭患平息。
??在从这次平倭之战中，“容美应袭田九霄、舍人田九章”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明廷嘉奖。
又《筹海图编》卷九“舟山之捷”篇载，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宁波舟山的倭寇负隅顽抗。明朝官兵久攻不克。这时，彭志显等率领的麻寮、大刺、镇溪、柔植六千土兵，容美宣慰田世爵率领的土兵先后抵达。俞大献指挥土兵趁大雷雨四面进攻，焚烧倭寨，倭寇大多被杀死，取得舟山之捷。到此时，江浙沿海一带倭寇也就全部肃清。
??值得重视的是，容美土司在几次平倭战役中均为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容美也正是明中后期以来鄂西日益强大的土司。《明史》卷三百十列传 百九十八载：
三十三年，诏湖广川贵总督并节制容美十四司。初，容美士官田世爵与土官向元楫累世相仇，元楫幼，世爵佯爲讲好，以女嫁之，谋夺其产。因诬元楫以奸，有司恐激变，令自捕元楫，下狱，论死，世爵遂发兵尽俘向氏，并籍其土，皆没入之。久之，抚按知其责与元楫对状，世爵不出，阴与罗峒土舍黄中等谋叛。于是湖广巡按御史周如斗请移荆南道分巡施州卫，以便控制。调广西清浪等戍军以实行伍，疏下督臣冯岳等议。岳等言施州地势孤悬，不可久居，戍军亦非一时可集。当移荆瞿守备于施州。九永守备于九谿上，荆南道备巡历至，世爵骄横，有司不能摄治，独久系元楫。何爲宜假督臣以节制容美之权，问世爵抗违之罪，如不悛，即绳以法，从之。
??田世爵在嘉靖三十三年侵夺把隘土官向氏田产，扩充自己的私疆，此时引发明廷的警觉，并欲设法采取军事压服和官员巡视等办法节制容美，可见此时容美土司坐大之势已经引起湖广督臣和朝廷的重视。然而明朝“问世爵抗违之罪，如不悛，即绳以法”，但世爵显然没有受到严厉处罚，而且出现在嘉靖三十七年的抗倭前线。这其中应该是双方的妥协。明廷既无意深入处理土司辖区内的种种争端，只是在明面上维持着对土司辖区的治统和政治管辖权。只要容美土司不把扩张的路子走的太快，不过度侵扰土官外的汉人地界，明廷便无意挑起更大的争端，也不会冒着逼反土司的风险采取更多的制裁。明廷采取的措施更加合法合理，即从外围对容美采取军事守备和包抄，从容美调集其精锐力量参与外省的战争中，一方面利用其日益强盛的军力，一方面使得其军事首领和精锐部队长期在外征战，一则损耗，二则无力无暇扩张和谋叛，一石二鸟之策从根源上削弱了容美土司增长的实力。而容美土司亦有妥协之处，在自知被明廷警觉的情况下，派出军队随朝廷官军出战，甚至不惜派出应袭世子乃至土司亲自出战，实际上形成了“为质”在外的局面。容美土司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博取功名的同时换取朝廷的信任和宽宥，为自己的生存和持续扩张赢得了较为有利的宽松局面。这样看来，容美土司以表现对明朝治统认同的不断强化延续和发展自己在鄂西建立的土司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对内镇压土司叛乱中，“以蛮治蛮”的思想进一步凸显，并升华为将从征举动视为土司表示忠心的象征，对叛逆图土司的严酷镇压则是向土司展现叛者必然诛伐的治统原则。据同治《来凤县志》卷三十二载，明代万历年间，调施州的三宣抚和八安抚，随湖广总督李化龙去镇压播州宣抚使杨应龙。平播之后，湖广总督李化龙将行军锅铸成铜鼎，给土司各送一个，以为惩戒，其鼎上铭文：“惟星拱北，惟水朝东，惟天主建报，八方会同。惟西南蛮夷，世各其封。顺天者吉，逝天者凶，以为不信，视杨应龙”。平定播州之乱，湖广土司亦出力不少，然而明廷在奖励之余，不忘惩戒之心，颇有以儆效尤的威慑之意，其对中央治统的强调不言而喻，明廷此举，可谓亮出了自己的底线。
??鄂西土司参与的战争不止于此，在朝鲜对日战场和东北抗金战场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场上都看到长途跋涉而去的鄂西土兵。鄂西土司在维护明朝大一统政权稳定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及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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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入山间——鄂西土司的文化升华与家族史重构
文通江南——鄂西土司的文化塑造
??在和明廷长达二百余年的紧密互动下，一些土司不再是野蛮的首领，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汉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已经由化外之人转变为士人书生，如果不是土司的身份，我们几乎看不出其与一般的汉族士绅有何差异。以施州容美土司为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土司在汉化中形成了全然不同于过去的历史风貌。当然，个别土司的文化面貌不足以代表整个鄂西地区土家族社会的历史面貌，但这至少在统治阶级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指出，权力实际上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而“文化”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且被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
在容美土司对所辖地区的统治信仰重构中，我们看到的则是融合了汉文化忠义思想而形成的复合型信仰。容美土司利用关公、张飞信仰强化民众的忠孝意识，在境内举行盛大庆典，上下官民同欢，有幸到容美参观的顾彩对容美民众虔诚信奉关张印象深刻，留下“忠勇竟扶昭烈祚，义风高与寿亭齐。千秋似见云旗卷，午夜常闻铁马嘶。吴蜀到今俱泯灭，独留英爽待标题”的感叹。
容美田氏土司倾慕中原文化，是明代湖广诸土司中学习汉文化最虔诚、成效最显著的土司之一。“土司多尚武，容美司田世爵颇事诗书，其子孙田圭、楚产诸人，皆崇尚风雅。”严守升在《寄容美田韶初宣慰并致家传》中称赞其“地连荆蜀称才薮”，“千秋人事是名家”。
??当一种文化思想融入到骨髓中时，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就成为本能。容美土司在明末易代的危局乱世中表现出的强烈忠孝思想与正统观念，正是二百年来鄂西土司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的体现。
年崇祯殉国，明朝已经到了 的时刻，而直到顺治前期容美田氏土司一直坚持旗帜鲜明地拥护明廷，当清军主力尚未抵达吴楚，“寇氛未殄”，“绅缙上流，避地相依。如彝陵文相国铁庵、黄太史，宜、枝、松滋、远安、归州，梅昭平君燮，及公安姓族，不下数十辈”，“华阳，光泽诸郡王，华容孙中丞啬齐，程孝廉文若，江陵陆玉田、玉子辈，避居九永诸处者，皆不时存问周恤之”，“容阳一隅地，如异世江左然”，“四方闻者，叹其遐福，如处中原鼎沸之外矣”。在湖广汉地人心汹汹之时，鄂西偏僻的容美土司竟成为“异世江左”，成为衣冠士人心所向往的“桃源”，容美土司能吸纳远近士人大家到如此地步，可见其在士人心中已然成为可以依托的明裔正统庇护者。这既与容美土司自明中期就积极参与到抗倭平叛等战争中，并在明末被崇祯帝高度评价，不惜授予其太子太保之类的高官爵位有关，也与其本身的汉文化建设和军事实力雄劲，软硬势力足够强大有着紧密联系。
明清易代，不仅给汉族士人带来巨大的身心剧痛，不仅在汉族地区出现人心思明，愿为遗民的黍离之悲，在作为少数民族所在的容美土司府中，竟也弥漫着对明王朝的无限追念之情。明末清初又恰好是容美土司最为强盛，文人辈出的黄金时期，我们得以看到大量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其中流露出的思明忠君之情，溢于言表。
???受儒家忠孝观念影响，容美土司在明朝灭亡早期，仍奉南明朝廷为正朔，忠心不改。在天崩地裂的时候，“荆、襄、常、岳之间，四方风靡，赉印迎降者，比比皆是。公独发兵堵截，贼将马回回弃澧城，走避我兵”?。容美土司积极为南明而战，既不向农民起义军投降，也不向清廷投诚。容美土司田玄留下的诗歌作品，以《甲申除夕感怀诗》最为有名：
其一
飞光悲腊尽，一夕尚今年。
坐叹龙髯杳，谁攀羲辔还？
旧恩难遽释，孤愤岂徒悬！
纵说青阳好，笙歌辍市廛。
其四
遗人辞故主，拥鼻增辛酸。
矢志终身晋，宁忘五世韩。
趋新群动易，恋旧抗怀难。
何事都门下，尚多不罢官。
其六
虚抱三闾憾，谁将木一支。
许多慷慨意，寂寂压双眉。
这组甲申感怀诗往往多为学者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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