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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策略与家族心性：高阳原新见
韦维、韦虚心父子墓志考论
王伟，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第5期
摘
要
古长安城南高阳原出土韦维、韦虚心父子墓志，颇具文史价值。结合武周、中宗、玄宗对徐敬业起兵案的处置和墓志撰者崔日用之仕宦经历，可揭示《韦维墓志》中其家族受此案所累后的敏感心性。崔日用子崔宗之撰《韦虚心墓志》，刻意将窦怀贞在神龙年间与先天年间的事迹相混，通过墓志文本书写策略的构思，巧妙将崔日用在神龙间依附韦后之事予以遮盖，旨在维护并建构其父的忠良形象。韦、崔二族联姻，且在两京坊里空间上紧邻，透视出其家族关系的密切。崔日用一族在初盛唐文坛极为活跃，不仅积极参与宫廷宴饮并赋诗，且子弟与张说、韦嗣立、李白、杜甫、孟浩然、独孤及等名流多有交集，文学创作百年不衰。
关键词
韦维父子墓志；书写策略；崔韦联姻；文坛交流；家族心性
高阳原地处长安城南，唐时为韦、杜二族的聚居区与墓葬区。近年，陕西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考古人员对此地墓葬进行发掘，并将所得辑为《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由文物出版社于年整理出版。见于该书之韦、杜二族墓志颇多。本文检该书所录京兆韦氏南皮公房之韦维、韦虚心父子墓志两方，将墓志内容与相关史料糅合，对志文所及之徐敬业起兵案、神龙与先天政变、婚姻与文学以及西域拔换城之安抚等问题予以辨析，冀图展现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家族的发展细迹与活动特点。
一、徐敬业反案与韦维一族的政治生态
韦维少习儒业，博涉文史，高宗朝“乡贡进士举，对策高第，又应制甲科”[1]（P），始授陵州贵平尉，因“位薄调高，心所不悦”，后得吏部侍郎刘齐贤荐引，擢雍州武功县主簿，“督役乾陵，会岁饥，维均力劝功，人不知老”[2]，颇具能名。武功处京畿，属唐之赤县，其地主簿常为新进士子除官之首选。然韦维任此职不久，就被外放至盐州五原、阆州晋安、资州内江等州县任佐官，“栖迟郡邑”[1]（P）。个中原因，墓志仅言“会杨府有故，坐缘亲累”，《新唐书》本传则径言“坐徐敬业亲，贬五泉主簿”[3]（P），可知其族与徐敬业一系有姻亲往来。及敬业于扬州举兵，韦维因“亲”累被贬。然韦维与徐敬业一族究属何“亲”，何时结“亲”，墓志与正史均未详言，此暂付阙如。然此事件及武后、中宗对徐敬业起兵案的定性与处置，实涉韦维一族日后的兴衰成败，故值得深入探究。
光宅元年（）九月，徐敬业扬州起兵，传檄天下，反对武后称制。兵变性质，司马光《资治通鉴》曾引陈岳所论曰：“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4]（P）陈岳系唐人，有《唐统纪》一百卷行世，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史录编年类，其言颇可代表唐人意见。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之初，虽以匡复唐室为职志，但由后续事态的发展来看，其自立倾向越来越明显，故从性质言，此次兵乱实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权力争夺而已，颇类北周末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之起兵反抗杨坚，故其起兵3个月后，就在李孝逸、黑齿常之的围剿下失败。
兵败后，徐敬业“将入海逃高丽，抵海陵，阻风遗山江中，其将王那相斩之，凡二十五首，传东都，皆夷其家”[3]（P）。其实，武则天对徐敬业的处置早在其起兵之初就已开始，“丁酉，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斲棺，复姓徐氏”[4]（P），先是削夺其祖官爵，继之开棺戮尸，并免其李唐皇姓，复其庶姓“徐”。及乱平，又于两京传徐敬业之首以示众，并夷其族，严酷异常。韦维因与之有亲，受牵连必不待言。这正是韦维在“时无凝滞”的背景下，由武功主簿除五原主簿、晋安县丞和内江县令的政治原因。
神龙元年二月，中宗复位，对徐敬业兵乱案仍维持“谋逆”之原有判定。但与武则天比，中宗对涉案人员的处置范围予以较大幅度的缩小，仅罪及其族。《旧唐书》云：“中宗返正，诏曰：‘故司空，往因敬业，毁废坟茔，朕追想元勋，永怀佐命。昔窦宪干纪，无累安丰之祠，霍禹乱常，犹全博陆之祀，罪不相及，国之通典。宜特垂恩礼，令所司速为起坟，所有官爵，并宜追复。’”[5]（P）中宗此处引用汉代霍光与窦融二事为例，为李平反张本。西汉霍光功拜博陆侯，其子霍禹因谋反被诛，“至成帝时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6]。东汉窦融功盖一时，曾孙窦宪以谋反被戮，而宪叔父嘉、嘉子万全、万全子会宗等袭爵安丰侯不替[7]。中宗循例，为其恢复名誉，“三月辛巳，追复故司空、英国公官爵，令所司为起坟改葬。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臣僚所有子孙，并还资荫。其扬州构逆徒党，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5]（P-），甚至连徐敬业案的参与者都予以了宽宥，罪责仅及徐敬业一族，韦维为其“亲”，自在赦免之列。中宗此举既安抚了李唐勋旧，又不开罪于武氏豪贵，乃自固良策。
其实，中宗对徐敬业兵乱案处置范围的调整与他的执政理路颇相吻合。神龙元年三月，中宗登基伊始，为纠正武周统治之严酷，遂颁布《放免文明以来破家人诏》（题拟），云：“文明已来破家人。特从放免。所有子孙。并还其资荫。其扬州构逆党。唯徐敬业一房及裴炎不在免限。余并原宥。”[8]此诏宽宥的范围极大，除主犯外，其余从犯皆可获免。诏书云“文明以来”，则光宅元年受徐敬业谋反所牵涉的人员自亦在赦免范围之内。
受惠于中宗的赦免，韦维总算“披云睹日”“否终斯泰，抟风击水”。墓志载，韦维在“神龙初，授大理司直，转本寺丞。……寻迁户部员外，转本司郎中”[1]（P）。由州县令丞跃为中朝清显之官，进而为其及子孙在中宗、睿宗和玄宗朝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一般而言，墓志多由主家礼请清望显要之人捉笔完成，墓志内容多依主家意图和要求予以取舍，但当书写内容涉及朝廷敏感话题或具有争议的人事时，则主客双方在尽力维护墓志形象的同时，也都会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崔日用为韦维撰写墓志，以“婿”之身份代笔，身份特殊。对其墓志中对徐敬业一案的含蓄叙述，不仅符合韦氏利益，也是日用基于自身处境予以现实考量的结果。韦维卒于开元四年（），葬于开元六年，依礼，其墓志亦应撰于开元六年（）。此时距徐敬业起兵三十四年，而距中宗颁布赦免诏书也有十余年，而其婿崔日用在墓志中书写此事件时，竟为何仍显小心翼翼呢？
崔日用在助玄宗讨平太平公主一役中具元谋之功，其“才辨过人，而敏于事，能乘机反祸取富贵”[3]（P），先天以来，颇受恩宠。开元三年十二月，其从父兄崔日知任京兆尹，贪暴不法，“坐赃，为御史李如璧所劾，贬歙县丞”，崔日用“坐兄累，出为常州刺史”[3]（P），并削实封三百户，且其“在先天之后，复求入相，竟亦不遂”[5]（P）。《韦维墓志》中崔日知自云“作牧东吴”，即其时任常州刺史。崔日用为韦维婿，朝政瞬息万变，日用滞常已三载，故对中宗朝已有定论而玄宗并无新旨的徐敬业案，于己于韦，都不便多言。加之该案时隔未远，诸多当事人或参与人及其子嗣尚在，为免有失，故只好含蓄言之。此从侧面可见该案对于家族政治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巨。
二、“唐隆之变”的文本重构策略
韦维子韦虚心，字无逸，孝廉出身，新旧《唐书》皆有传。其墓志《大唐故工部尚书东都留守上柱国南皮县开国子赠扬州大都督韦公（虚心）墓志铭并序》亦出土于高阳原。志文由其甥崔宗之结撰，宗之即崔日用子。崔宗之《韦虚心墓志》中具述志主生平及宦迹，详细备至。陈尚君先生认为韦虚心墓志对于叙述先天间事，“有很高的文献价值”[9]（P），但在言及该志中所涉窦怀贞事项时，却认为“此处有些将两次政变相混”，陈先生所见高明，但对志文何以将两次政变之记载予以相混的原因未予更详细说明，职是，本文愿就此作进一步申论。
韦虚心墓志载，“时大夫窦怀贞蓄缩自贤，蘧蒢好佞，内倚盖主，外交上官，众恶元规之尘，且防息夫之口。公挺然固守，不附回邪，由是为怀贞所忌，及有弹按，皆以直绳，不能上下其手。又为时宰所恶，乃移公判仓部员外郎，朝廷称屈。旬有八日，又改判右司员外郎，用息佥议。寻迁户部郎中，丁庶子南皮公忧，去职”[1]（P）。窦怀贞武周时仕于越州、扬州一带，其政坛发迹肈于神龙间结亲韦后。窦怀贞先因避韦后父讳而改名，后“会岁除，中宗夜宴近臣，谓曰：‘闻卿丧妻，今欲继室可乎？’怀贞唯唯。俄而禁中宝扇鄣卫，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韦后乳媪王，所谓莒国夫人者，故蛮婢也。怀贞纳之不辞。又避后先讳，而以字称”[3]（P），后其又谄事取容于安乐公主，并党附宗楚客，以取权位，颇为时议所讥。及韦后败，复杀妻自解，投效太平公主，日视事退，辄诣主第，刺取所欲，墓志中“盖主”即指太平公主。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谋败事泄，窦怀贞懼罪及身，投水而死，玄宗追戮其尸，改姓毒氏。《文苑英华》卷九一八载孙逖《东都留守韦虚心神道碑》亦有记载，云：“曩者，窦怀贞奸侯之尤，欲行私惠，刘幽求勋庸既茂，将复私仇，各有爱憎。公尝按验，皆举直以明枉，不诡随而屈从。秉心惟一，蹈尾无懼。”[10]（P）而据两《唐书》记载，韦虚心与窦怀贞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中宗神龙间，故孙逖《神道碑》中“曩者”当指神龙。“神龙年，推按大狱，时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意欲宽假，虚心坚执法令，有不可夺之志”[5]（P3），景云以降，韦虚心则主要驻守西域（参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崔宗之所撰墓志则将此事移花接木于先天年间。此从表面看，即陈尚君先生所谓“此处有些将两次政变相混”[9]（P），而从更深层次看，或属崔宗之故意所为。
与孙逖《韦虚心神道碑》之代表官方立场的制作背景、虚美隐恶的撰写技巧以及褒扬功德高行、导引世风民心的勘立目的明显不同的是，崔宗之的墓志铭更多具有私人化色彩，同样以塑造墓主良好的身后形象为职志，崔宗之的墓志则更多考虑墓主在家族发展链条中的位置，为达此目的，虚美隐恶在所难免。在此书写语境下，崔宗之及其父、岳父，皆为事件之当事人，必不至于不知晓两次政变的原委，而其在明白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刻意隐藏了窦怀贞在神龙、景龙时期的事迹，而将叙述重点放在景云年间的活动与评价上，这种角度的选取无疑具有丰富的涵义。对其中隐情的揭示，则需留意其父崔日用在神龙至先天间的政治动向。
崔日用，滑州灵昌人，进士出身。武周大足年间，为宗楚客称荐，入朝为监察御史。中宗神龙中，“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兵部侍郞兼修文馆学士”[5]（P），而彼时窦怀贞亦同附宗楚客，皆属韦后一党，故崔日用同窦怀在神龙年间皆依附韦后，同为一党。这又可从《上官婉儿神道碑》的书写获得旁证。
《上官婉儿神道碑》是张说与崔日用合作完成的，崔日用撰写序文，张说负责铭文。今崔日用所撰序文失传，但一般而言，碑刻之序文与铭文在情感倾向与叙述基调上必保持一致。循此，由张说铭文可大致得知崔制序文的基本倾向。张说铭文中褒赞上官婉儿道“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并感叹道“忠孝心感，天焉报之”[10]（P），并将上官氏之死，比喻为秦穆公杀“三良”，进而将其比作贤良之臣，令人同情。在张说的此种言说语境中，不难推知崔日知的序文中对上官婉儿也颇多赞誉，对婉儿之死也不无惋惜。台湾学者郑雅如将张说与崔日用合制的此文系于景云二年（），并认为此文是在唐隆之变后，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争权的显现之一，进而推测太平公主为上官氏招魂，意在凸显李隆基失德，从而为睿宗废其太子之位张本[11]。崔日用、张说在景云政坛上无疑都是李隆基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在神道碑文与铭中对婉儿的有限度的赞颂，或是因为其在景龙后期曾任修文馆学士[5]（P），而上官婉儿时主其事，故可能受惠于上官氏外，崔日知对其的褒美，则或也说明其在中宗一朝时，与上官婉儿保持着友好的互动往来。按之史籍，可知崔日用在中宗朝曾先后依附武三思、宗楚客、武延秀等，其在政治上曾先后依违于韦后与上官婉儿之间，但在中宗暴崩后，才弃韦后一党而转投李隆基。
所以，《韦虚心墓志》中，崔日用子崔宗之在叙述神龙时期窦怀贞恶行时，移花接木，将神龙置换为先天。因为此处若对神龙年间的窦怀贞予以丑化和抨击，必将不利于其父崔日用忠良形象之建立，毕竟二人都曾同附于韦后。
景龙四年（）六月，中宗暴崩，韦庶人称制，崔日用“见事敏速”，在权衡韦后、安乐公主与相王、太平公主两派的实力后，“恐祸及己”，遂由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引荐，与李隆基深自结纳，潜谋翼戴。李隆基不计前嫌，引崔日用参与诛杀韦后的政变，在定谋的关键时刻，崔日用劝告李隆基“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5]（P），《旧唐书·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九中提到唐隆政变的参与者时，云薛崇简、刘幽求、葛福顺、普润、钟绍京等，未及崔日用，可据以补。在政变中，崔日用的主要任务是“将兵诛诸韦于杜曲，襁褓儿无免者”[4]（P-），基于对旧主的屠杀，方得到新主的彻底信任。所以，崔日知在整个事件的谋划和执行中，出力甚巨。陈尚君先生通过排比唐隆政变中随李隆基起事者的出土墓志后，认为“参加唐隆政变的人员，很少世家子弟，父祖任官者也很少，本人也多无官守。……从这些参加者的地位来分析，玄宗当时在民间虽得到较多的支援，但对守卫宫城的羽林军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掌握，他的举兵，从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非常冒险的”[12]。景龙四年政变后，睿宗即位，李隆基以太子身份临朝掌权，朝臣暗中纷纷改换政治面目，向太子或太平公主靠拢[13]。但在政变前，朝臣多处于观望状态，崔日用却能洞察事态，率先归附李隆基，无疑具有元谋之功和示范效应。稍后，日用参与政变，又具元从之功。景云初，崔日用以功得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爵封齐国公。睿宗朝，随着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矛盾的加剧，崔日用与投靠太平公主的窦怀贞各奉其主，分属势同水火的两派，进而彻底划清界限。
景云以来，崔日用与中书侍郞薛稷不协，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长史。先天间，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权力争夺日趋白热化，崔日用再次展现出决断之智。其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往在宫府，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忽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上曰：‘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闻天子孝与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卽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卽不惊动太上皇。’玄宗从其议。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5]（P）这段珍贵的史料，详细记载了先天二年政变前夜李隆基与崔日用关于政变谋划的具体细节。后来政变的发生与进行几乎就是以此为纲领的。由二人的对话，可知崔日用是政变谋划的核心人物，或者说，先天政变的成功，崔日用居功甚伟。
韦虚心卒于开元二十九年（），崔宗之撰志于天宝元年（），时距景龙、先天年间已逾三十余载。窦怀贞在先天政变后被定为逆臣，为遮蔽崔日用神龙间党附韦后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更为规避崔日用为逆臣同党的政治风险，崔宗之在叙述窦怀贞之恶行时，遂将时段潜移暗转至景云、先天年间，重点阐述其在景云年间勾连太平公主的行迹。因为在这一时段，崔日用与窦怀贞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伴随李隆基在先天政变中的成功，崔日用亦成为政变功臣，崔宗之在叙述时，自然就占据政治绝对优势和道德制高点，对窦怀贞的批判也具有先验性的政治正确。这或许是韦虚心子嗣与崔宗之子弟都愿意看到并能接受的叙述策略，也是唐代墓志中建构父祖家族形象的常见途径。将崔宗之结撰的《韦虚心墓志铭》与孙逖所撰的《韦虚心神道碑》予以对读，不难发现，对于墓主而言，墓志铭作为私人化写作与神道碑中官方书写存在极大反差[14]。
三、崔、韦的婚宦交融与文学共进
韦维一系在初盛唐通过婚姻手段，扩大家族社交网络，提升家族文化品位，为家族子弟的仕途发展提供外援。墓志所见韦维家系先后与霸城王氏、博陵崔氏、河南元氏等家族结姻，其中与崔氏的姻亲关系最为典型。
《韦维墓志》载，“日用，公之婿”[1]（P），可知韦维以女妻崔日知。韦维望出京兆，属京兆韦氏九大著房之南皮公房枝裔。“曾祖瓒，隋仓部侍郎、尚书右丞、司农卿、南皮县开国伯，疏爵南皮，领兹纲辖。大父叔谦，皇朝吏部员外郎、考功郎中，志业纯固，风标峻远，与兄库部郎中叔谐、弟主爵郎中季武同在省闼，俱有盛名。识者比之八龙家，时人号曰三列宿”[1]（P），又号“郎官家”。唐代郎官职衔清贵，常为士流所重。另，韦维乡贡进士出身，对策高第，应制甲科，可谓集门第、科第于一身，预一时之流，属于典型的唐代新型官吏。崔日用，本望博陵，其先徙家滑州灵昌，属山东高门博陵崔氏之旁支。崔日用早年亦进士及第，情势于韦维一族相侔。故崔、韦之婚姻，既有传统门第婚之色彩，亦有时下科第婚之元素，代表唐代士族婚姻的新动向，可谓得时代风气之先。
崔、韦以婚姻为纽带，在政治上谋求联手。这在其居住空间上也有所反映。唐代城市人口稠密，尤以长安、洛阳为剧。城市化的士族自然无法如在乡村一样，大家族聚族而居，而多呈现出小家庭分散杂居。《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之“东京”，云：“定鼎门街西，从南第一曰宁人坊。龙兴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吏部尚书、荆州大都督崔日用宅。工部尚书、东都留守韦虚心宅。”[15]宁人坊又名宁民坊，因避开李世民讳改。后又称之为宁仁坊。宁人坊位于东都西南，与从政坊隔通济渠，处于厚载门与定鼎门之间。《文苑英华》卷九一八孙逖《东都留守韦虚心神道碑》云其“薨于东都宁仁里私第”[10]（P），可见韦虚心与崔日用共居一坊。此种样态的空间关系，绝非偶然天成，自属人为经置的结果，展现出韦虚心、崔日知因婚姻而关系之密切，其以政治为纽带的同盟关系显而易见。宁人坊正北有宽政坊，河南县廨位于此坊。坊内有太常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崔日知宅。由于该坊与宁人坊仅一街之隔，可见崔日用、崔日知兄弟所住颇为接近，往来方便，宜于相互接济，同声相应。
崔日用与韦虚心在政治联姻的同时，中宗朝诗坛盛会亦多所参与。《景龙文馆记》云：“唐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学士，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象十二月。”[16]中宗仿太宗弘文馆盛事而置修文馆，隶属门下省，所任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3]（P），但中宗召集当代几乎所有著名诗人为学士，并举行多次文学集会活动，从而将这一政府机构转变为文学机构，成为宫廷文学创作的核心。景龙三年，“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郞。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3]（P），崔日用虽入修文馆较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卢藏用晚，但参预活动却颇频繁，在景龙三年清晖阁宴饮、三年秋诸学士送唐贞休任永昌令之诗会、三年十月宴安乐公主新宅、四年人日大明宫宴饮诗会、四年二月送金城公主和蕃、访王光辅庄诗会、四年三月游望春宫诗会等文学活动中，崔日用与文官学士、帝女贵戚多有唱和，直到景龙四年六月中宗暴崩，这一文学机构才告散。《文苑英华》第二册存其诗四首，分别为《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缕人应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全唐诗》卷四十六存诗九首，并一联残句，卷八百六十九又录诗二首。就内容言，其诗皆作于在馆时。就艺术言，日用诗巧联多而完篇少，首联和尾联多叙述游宴场合、应制缘由及感恩之情，平板乏味，重复雷同，然中间两联却常音调谐美，对偶精工。如《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缕人应制》云：“曲池苔色冰前液。上苑梅香雪里娇。”[10]（P）叙写冬、春交织的景象，暗示新生力量在早春的萌发，颇具诗意。《文苑英华》卷七〇二载崔佑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对其文学风格有概括性评介。
崔日用从父兄崔日知，与张说同为魏元忠朔方判官，互相交好，景龙间任洛州司马，“日与韦嗣立、张说酬唱。故说和冬日述怀诗序云：‘太极殿众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游访。崔光禄述志论文，首贻雅唱，诸公嘉德序事，咸有报章。若夫盛时、荣位、华景、胜会，此四者古难一遇，而我辈实兼之。’嗣立亦序云：‘仪忝台阁，早经联事，崔公以雅道自居，未尝至偃之室；仆羸疾收退，门堪罗雀，公存访不避风雨，方知向时迹也，今晨情也。兰菊春秋自芳，竹柏岁寒无变。故嗣立诗有昌年虽共偶，欢会此难幷。为怜漳浦曲，沉痼有刘桢之句。’说诗云：‘夫君迈前侣，观国骋奇姿。山似鸣威凤，泉如出寳龟。又曰：紫绶拂三寺，朱门临九逵。’”[17]文中“崔公”即为崔日知，由引文可窥其与张说、韦嗣立诸人交往之密。《文苑英华》卷一六六录诗一首，并见睿宗《赐崔日知往潞州》、张说《赠崔公》《奉和圣制赐崔日知往潞州应制》《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上柱国中山郡公崔日知写真图赞》《奉和吏部崔尚书雨后大明朝堂望南山》等与之赠答之作。
崔日用从昆弟崔良佐子崔鹏，“初间关隐约于河朔之闲，年殆知天命，甫与计偕至京师，洎博学宏词、直言极諌，凡三登甲科，名动天下”[18]（P）。贞元七年（），窦参秉政，引知制诰。其训辞温厚，有典诰风。其所作诗、赋、赞、论、铭、诔、序、记等，合为三十卷。然其集久，今《权德舆诗文集编年》中有《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云：“其文若干篇，闳茂博厚，菁华缜密，足以希前古而耸后学。……向所叙《诗》《书》《说命》《駉颂》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伦类，有声名于代。其他如黄钟玉磬，弘璧琬玉，奏于悬间，列在西序。其彰彰者，虽汉庭诸公，不能加也。无溢言曼辞以为夸大，无谄笑柔色以资孟晋。劲直而不能屈己，清刚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晚达中废，斯亦命之所赋也。”[18]（P）据此可概知其所擅文体颇为多样，且风格各异，文风之著，有声于当代。
崔日用子崔宗之于盛唐诗坛亦才气声华，迈时独步，“好学，宽博有风检，与李白、杜甫以文相知”[10]（P）。《唐诗纪事校笺》卷十九“崔宗之”录其《赠李白》一诗，并附李白和诗。另，李白诗集中还有赠予崔宗之的诗四首，即：《赠崔郎中宗之诗》《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忆崔郞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酬崔五郎中》。杜甫《饮中八仙歌》中云：“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靑天。皎如玉树临风前。”[19]当作于天宝间，尽写其饮酒风神。另，孟浩然集中亦有《岘亭饯房璋崔宗之》。可见崔宗之在盛唐诗坛颇为活跃，与名家多有交往，这或与家族氛围之熏染相关。
四、韦虚心与拔换城
《韦虚心墓志》云：
长安中明经擢第，解褐歧州参军事，转蒲州司户。怀忠信以居业，秉亮直以从政。志无白珪之点，操有南金之坚。寻授大理司直。时右仆射唐公休璟有事朔方，大开幕府，尽斥浮华之吏，广求静难之才，奏公为节度判官，仍摄侍御史。全晋戎之甲，省河湟之费。曜王师于塞下，纳群虏于彀中。军令肃然，秋毫无犯，皆公之赞也。迁大理寺丞。时安西拨换城，敢为奸回，草窃边鄙，有司逯捕，多陷平人。公乃歼厥渠魁，余尽原遣。申三驱于王泽，全庶戮于冤魂。公辅之望，实兆于此。迁侍御史、内供奉，有鲍昱之守正、孔霸之远权[1]（P）。
结合两《唐书》韦虚心本传知，韦虚心明经及第后，多在关内州县任胥吏，其真正振起政坛，始于从唐休璟西征。唐休璟乃高宗武后时期的著名边将，长期经略河西，多树勋业。“睿宗景云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师唐休璟为特进兼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20]，遂大开幕府，求靖难之才，韦虚心当于此际入其幕，任节度判官。由“全晋戎之甲，省河湟之费。曜王师于塞下，纳群虏于彀中”知，其首次出塞，主要于河湟一带参与和吐蕃的战役，并最终获得胜利。《韦维墓志铭》载，“夫人清源郡君霸城王氏，故密王府司马玄德之孙，并州司马九言之女”[1]（P），韦维夫人乃并州司马王九言女。《旧唐书》卷一百〇九《黑齿常之传》：
垂拱二年，突厥犯边，命常之率兵拒之。……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总管，以李多祚、王九言为副。追蹑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散走碛北[5]（P）。
可知韦虚心外祖曾随黑齿常之在西北一带抵抗突厥，家族内部或有治边御戎的经验，此或为其出塞从军提供经验支持。
墓志云：“时安西拔换城，敢为奸回，草窃边鄙，有司逯捕，多陷平人。公乃歼厥渠魁，余尽原遣”。此处所谓“拔换城”，即汉代之姑墨城，唐初属龟兹所据，贞观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擒龟兹王于此，故址约在今新疆自治区阿克苏一带。由于位置显要，唐王朝在此设龟兹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唐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西迁至龟兹，拔换城成为安西都护府西通西域的门户和枢纽。史载，安西都护府往西，从拔换城开始分道，一条从拔换城西北去赤山和碎叶；另条则由拔换城向西南行进，去往疏勒；第三条道则由拔换城往东南，去往于阗，亦即神山路[21]。同理，由此三道去往安西都护府或者中原，拔换城则也是必经之地。拔换城地理位置之显要，有唐一代，西域有事，多会波及拔换城。
《韦虚心墓志》所言拔换城奸回案，史籍并无明确记载。韦虚心处理此案件时提到的“有司”，亦当为安西都护府。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所考，时任安西都护者当为开元三年（）仍在任的吕休璟[22]。吕休璟虽任都护，似并无处置犯人的权力，因此最终还是要将罪犯押解至京城，交由大理寺惩办。这无疑对于研究安西都护的职掌与权限具有帮助。孙逖《东都留守韦虚心神道碑》：“初景龙中，西域羌胡，或谋背诞，天威逮捕，吏议咸刘，公理其狱旬时，伏念以为刑者，所以明除害也。诛其桀黠，可以除害。舍其胁从，可以明德。繇是全活者千有余人。”[10]（P）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韦虚心只问首恶，释放无辜，为稳定拔换城局势，安抚西域人心，皆有积极意义。
拔换城在唐代一直与东面的龟兹国关系密切，并长期依附于龟兹，从而与之形成一种唇齿关系。唐代在龟兹建立安西都护府后，拔换城隶属于龟兹都督府管辖，也就成了安西府在西边的门户。一旦拔换城不保，安西府也就随之处于危机之中。咸亨元年（），“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5]（P94），即为显例。开元廿三年（）十月，“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拔换”[5]（P），结果继陷拔换之后，安西也随之陷落，“断四镇路”[4]（P），这是又一显例。由此可见，拔换城不仅是安西都护府的西部前沿阵地，而且也是控扼四镇交通的枢纽，在军事与交通上都极具重要地位。
拔换城东通安西，南达于阗，神山路在这里与丝绸之路干道相接。韦虚心在景云年间对拔换城的安抚，对于稳定西域、阻止分裂、保障畅通无疑均有重要意义。此可为西域研究添一例证。
结语
韦维父子出身“郎官”清望之家。家族在武后至玄宗朝跌宕起伏的政治浪潮中，既有因被裁抑而处低谷的时刻，也有因政治选择正确而在先天后平稳顺达的阶段。通过联姻结交强援，跻身科举以求功名，尽可能将各种优势资源汇聚家族内部，是其家族发展整体能够保持向前、朝上发展的保证。文学作为科考的要求，既为家族与社会互动提供良好平台，又为家族文化的涵养提供保证。韦虚心的西域之行，尤其是拔换城的安抚，对安定西域有积极意义。崔日用等因姻戚之由，在对韦维父子之墓志文本予以构思和书写之际，颇费心思，在对墓主行迹予以描述之际，谨慎运笔，曲笔回环，表现出对墓主和撰者家族发展的双重考虑，进而展露出唐代政治家族发展的敏感心性，并在深层次上烛见出隋唐以来皇权对家族发展的支配性力量和家族发展对皇权的深重依赖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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