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山先生》会讲讲义（一）
邱型丰主讲
宋政和元年（年），无锡官员李夔陪同杨龟山到无锡南门保安寺游览。杨龟山见这里临伯渎港，前临清流，周围古木森天与郁郁葱葱的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是一个研究和传授学问的理想场所，便有意长期在此讲学。李夔知道杨龟山的意思后，全力赞同，于是定此学社为“东林”，前后长达18年之久（年－年）。杨龟山去世后，其学生在此地为他建了一祠堂——道南祠，后来书院因年久失修而荒废。杨龟山离开后，东林书院逐渐荒废。直至明朝顾宪成等人将这里重新修复并在此讲学，才有今日之东林书院。
韩愈曾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一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没而道不传的道统观念,已为北宋的儒学者所共同接受。明道没后,伊川所撰的明道墓表中提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柯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的高度,已经将明道确定为道统之传人。后来直至南宋朱子集儒学之大成并确立自己的道统观且被士人普遍接受，在这闽洛之间有一人是非常重要的枢纽或桥梁，即杨龟山。杨龟山是罗从彦（豫章）的老师，罗从彦是李侗（延平）的老师，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故龟山三传而得朱子，遂开闽学新天地。
杨龟山的一生，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早年求学，问道二程，倡导东南和晚年卫道。
一、早年求学
杨时生于宋仁宗皇祐五年（），宋南剑州将乐县人（治所在今福建南平市）,以始祖所居将乐县北之地与三世祖所迁龙湖之地皆有龟山，遂以“龟山”自号。《宋史·杨时传》开篇说：“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记载：“杨时8岁能诗、9岁能赋,15岁游邵武学,有声闻。”宋神宗熙宁五年,杨时20岁预乡荐,从而参加来年的礼部考试。熙宁六年,礼部试下第,补太学生归乡。在该年考试中,同杨时一样游酢亦下第,补太学生。杨时归乡之后,读书于将乐县北之含云寺，为应付科举,于含云寺中“挟策读书,穷日夜之力,为进取计”。有《此日不再得》五言古诗,其言“此日不再得……共惜此日光”,足见其学习用功之刻苦。《鹤林玉露》中记载：“胡澹庵见杨龟山，龟山举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
熙宁八年（）,杨时23岁，预太学荐。《三经新义》亦于该年六月颁行。《二程集》中,曾经提到杨时等人研习《春秋》。“新进游、杨辈数人入太学,不惟议论须异,且动作亦必有异,故为学中以异类待之,又皆学《春秋》,愈骇俗矣。”“观太学诸生数千人,今日之学,要之亦无有自信者。如游酢、杨时等二三人游其间,诸人遂为之警动,敬而远之。”“对于《春秋经》,杨时晚年曾经提到当时的状况。“《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学之习,遂阙而不讲,可胜惜哉。”可见在当时的官学之中,《春秋》已不为士子所热衷。故杨时、游酢等人于太学中讲习《春秋》,为二程所留意。
杨时熙宁九年（）24岁中进士第之后,授汀州司户参军,因疾不赴（-）。此一段的居乡之际,他曾跟随邹尧叟游。邹裴,字尧叟,福建邵武泰宁人，杨时谓其“六经之旨,百氏之书,无不该洽。”因此时邹尧叟在家丁忧,“始获从之游。先生不予弃,进而友之。殆一年,未尝一日相舍也。”可见,杨时与邹尧叟关系密切,义兼师友。如杨时所说,邹尧叟的思想可谓非常博杂。不难想象,这一段时期杨时的思想亦大概如此,六经、百氏之书,无不涉猎。
总而言之,杨时早年因为科举的缘故,主要研习《礼记》、《春秋》。不过兴趣所至,庄列,佛氏以至百氏之书,无所不读,可谓泛滥诸家。《二程集》中曾提到“游酢、杨时先知学禅,己知向里没安泊处,故来此”。正如二程所说杨时“已知向里没安泊处”,故有后来问学于明道,思想转入理学。当然,杨时与游酢从太学时期即建立的亲密关系,亦可以说是杨时拜师明道的重要契机。
二、问道二程
元丰三年（）秋,杨时28岁,离家赴调。第二年至京师,授徐州司法。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在《见明道先生》一书中,杨时提到“调官至京师,于朋游间获闻先生之绪言,鄙俗之心固以潜释,于是慨然兴起。”并提到自己往日求学“未能灼知古人大体,故刻意虽坚,终未有得也。”同上所谓虽泛滥诸家，仍“已知向里没安泊处”，这正是向明道问学的原因。对于这一段求学,杨时非常怀念。在与明道先生子的书信中,杨时提到“追思在颖之乐,进趋文席,退讲所闻。”
对于在颖昌所学,杨时曾经回忆,“昔从明道,即授以《西铭》使读之。寻绎累日,乃若有得,始知为学之大方。”可见,杨时师事明道,其思想确实有很大转变。《程氏外书》中亦记载杨时前来问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二程评价杨时“煞颖悟”。“除了自己的思想之外,对于王安石新学之非,二程亦与门人有所讨论。《二程集》中记载,“游酢、杨时是学得灵利高才也。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学,大抵支离。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对于王安石新学,二程的看法是“大抵支离”。明道与杨时讨论,杨时很快即推类以通其非,从此亦能看出,杨时确实聪颖。杨时南归之时,明道目送，叹曰“吾道南矣”。道南一脉之名,由此而来。
元丰五年（）,杨时30岁,居乡。是岁有与明道书信,讨论有关《春秋》的问题。元丰六年（）,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元丰八年（），六月晦,闻明道讣。对于杨时来说,其思想刚刚发生转变,即突遭明道逝世,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杨时设位恸哭于寝门,作哀辞并序。其中,杨时称明道“独守遗经,合内外之道,默识而性成之”。七月,又因继母丧,杨时解官居制。官徐州的时期,杨时还与族人杨敦仁、杨君玉保持通信,在与杨君玉的书信中,杨时提出“君子之学,求仁而已”。可以说,这是杨时终身奉行的主要思想。
元祐三年（），杨时36岁，再次至京师,授虔州司法。借此机会,杨时与游定夫至洛见伊川，颐偶瞑坐，时与定夫侍立门外不去，颐既觉，门外雪深一尺矣。遂有“程门立雪”的佳话。是年七月,还乡，应友人黄君之请,作《求仁斋记》,其中详尽地阐释了杨时的求仁思想。元裕四年（）任虔州司法，第二年十月,父值卒,解官居制。元佑八年（）,杨时41岁,正月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师,授知潭州浏阳县。五月中旬出京,第二次往洛见伊川。杨时29岁拜师明道于颖昌,36岁见伊川于洛,41岁再次见伊川于洛。
绍圣元年（）至三年（），杨时42-44岁知浏阳县事。时值饥荒，开仓赈民，又先后多次上书又司反应灾情，力主赈荒缓征，为民请命。在此期间，杨时有《上毛宪》一文,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道统观,提出三代以下,日入于乱。各代士儒,“皆为世变所移,而昧乎中行。”反映了杨时自身慨然有志于道,承担道统的意愿。在同年写给翁好德的书信中提出“使其道将遂泯灭而无传,则学者不忍焉”。在另一封书信中,杨时重申“君子之学,求仁而已。”君子之所求,亦“要同归于仁而止。”同时，提出了自己静的思想。年，杨时与伊川论《西铭》,可谓是道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讨论，这一次讨论中，伊川所提出的“理一分殊”,也成为后来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元符元年（）,杨时46岁，著《周易解义》，惜已不传。十月,杨时调官赴京师。伊川于绍圣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故自元祐八年见伊川于洛之后,除了书信往来,杨时未能与伊川见面。杨时以任道为己任,思想亦逐渐成熟,此后开始大力弘扬二程伊洛之学。
三、倡道东南
元符二年（）十一月,杨时47岁,由京师返回故乡。元符三年（）居家,讲学于含云寺。是年,陈渊（字知默,号默堂），前来投书问学,杨时以女妻之。他曾写道“渊于左右及杨丈（杨时）处,每得一语,必谨识之。已而未尽了,则必反复问难,不敢不尽。”可见,作为杨时高足,在保存杨时的思想资料方面,陈渊功不可没。自元符三年杨时于家乡含云寺讲学,以后越来越广泛地传播道学思想。
宋徽宗崇宁元年（）,杨时50岁,赴荆州府学教授,十二月底到任。荆州府学教授一职,杨时所接替者正是胡安国。胡安国称其与杨时义兼师友,二人的交往即从此时开始。此后,二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讨论道学以及《春秋经》的问题。直到绍兴五年（）,杨时岁逝世前,还在通过书信与胡安国商量二程语录的编辑整理事宜。
崇宁二年至四年（-）,杨时50-52岁,任荆州府学教授。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其学，此期间，杨时作《书义序》、《论语义序》与《孟子义序》，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
崇宁五年（）,杨时54岁,知杭州余杭县。在余杭，杨时勤政为民，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hijuea.com/sjyt/7992.html
